朋友葬礼,让我去讲个笑话

真实故事计划 9天前 ⋅ 146 阅读

“你去死吧”,是一句有多重意义的话,出于无心、恶毒或者娇嗔。

今天的作者罗丹,曾被邀请去朋友的葬礼表演脱口秀,他准备好了段子,却没有机会讲出。

 

故事时间:2017年4月底

故事地点:四川成都

那是2017年4月底,我准备给成都大悦城一个书店活动做串场主持,发了朋友圈。阿雷看到后,发信息过来说他回国了,要去参加这个活动。

时年二十六岁的阿雷,在洛杉矶一个离好莱坞很近的地方学制片。这不是正常的回国时间,没有任何假期。

那天阿雷坐在观众席左后方,穿一件宽松的白色短袖,戴着棒球帽,跟大学时候一样的嘻哈打扮。

演出效果很一般,活动主题毕竟是建筑,来的观众也不知道脱口秀是个啥,反应冷淡。

下台,我对阿雷说:“抱歉啊,让你花80块钱来听个这么冷的脱口秀。”

“我没花钱啊,快开始的时候现场还没坐满,工作人员为了场面好看直接把我放进来了。”

我们去到书店咖啡角坐下,阿雷摘了帽子,露出一颗锃光瓦亮的头,功率来讲估计有六百来瓦。他以前就比较有个性,剃过光头,所以我当时没有很在意。

这天我们聊了会儿电影,他突然一脸神秘地说:“嗳,给你说,我最近挣了人生第一桶金。”

我心里隐隐有一丝忧虑,想起周边那么多年轻人一飞冲天的创业故事,担心阿雷也已迎来人生巅峰,拉开跟我的差距。

果然,阿雷说:“我挣了130万。”

我摇着头说:“现在银行的安保也做得太差了。

阿雷往椅背一靠,说:“不是抢来的,是一笔保险。”

“啥?”我问他。

“给你看个东西。”阿雷一脸坏笑,把右手袖口褪到肩膀处,露出腋下一截胶带,胶带上缠住一根粗大的管子。

“这什么玩意?”

“做化疗用的,这根管子一直插到心脏,现在拔出来……”阿雷平静地抬头一看,继续说,“血差不多能飙到天花板吧。”

“化疗?你这是没话聊了吧?”我脑子有点懵。

“少用谐音梗。”

“等一下,你这光头……”我恍然大悟。

“做化疗掉的啊。”

我再次看向他腋下的管子,确定它真的插进了皮肤。阿雷不是在讲段子,我心情不好了。

“喜欢听你讲笑话,请你来我葬礼讲怎么样?”

“噗”的一声,阿雷吸掉杯中冰块缝隙间的最后一滴水,像是在吸干自己的生命。他给自己判了死刑。

得知此事,我很悲伤。因为从未想过,这个与我年纪相当的年轻人,会突然罹患恶疾,走到死亡边缘。

我跟阿雷算得上好友,但细想却无太多共同回忆。

大学时候,阿雷就是一副永远无精打采的样子。他上课一直在睡觉,跟一般人将头埋在手臂里的姿势不一样,他只把脑袋放桌子上,下巴作为支点,两个手伸到桌下抱住肚子。很像囚车押送犯人的场景。

阿雷平时总是这副慵懒模样,但到了足球场上却异常凶猛。他是全学院唯一一个敢在沙地足球场上铲球的人,好几次飞铲完,他裤子裂成两半,露出血淋淋的大腿。学校医务室的酒精,有一半都用在了他的腿上。

大一下学期年级足球赛半决赛,是阿雷拼得最凶猛的一次。那天中午在大太阳下,我们输掉了比赛。他躺在地上,呼吸急促,面容煞白。

几个队友都被吓到了,有人开始跃跃欲试,表示想要进行心肺复苏,但回忆动作时,对人工呼吸究竟需不需要伸舌头产生了质疑。还好没过两分钟,阿雷自己坐直身子,努力调整呼吸,说没事,带着怨气。他站起身,拿着衣服径直走开,重重撞了我一下。

后来三四名决赛的时候,阿雷没让我上场,他不是队长,但有比较大的话语权。听说是怪我,没防住半决赛对手反超比分的进球。

其实我尽力了。得知不让上场时,我少年意气地骂了一句:“让他去死吧。”

回到得知阿雷得病的那一刻,我想收回这几个字。

阿雷的病叫做非霍奇金淋巴瘤,是一种常见恶性肿瘤。

不知他在美国上了个什么贵族险,险金换成人民币有130多万元钱。见到这么多横财却不显喜庆的情况,真难得。

2016年底,某一次他在家看电视,无意间摸到脖子下有东西,去学校医院拍片,发现那里像长了串葡萄。那是大大小小的肿瘤。他办理休学,回到北京他父亲家,开始接受化疗。

因为药物浓度高,从静脉过的话刺激性很大,这个过程不仅痛苦,还导致他虚弱得连碗筷都拿不起。听他说,医生给他心脏插管的目的是跳过这一步,使药物直接跟心脏血液混合,降低刺激性。

化疗后两周,阿雷开始掉头发,索性剃了光头。电影《滚蛋吧!肿瘤君》有个情节,女主化疗头发掉光后,闺蜜团为鼓励她都剃了光头。作为阿雷最好的朋友之一,我选择假装没看过这个电影。

我没有为他剃头,但是可以去他葬礼说一场脱口秀。死亡太可怕了,跟死亡同样可怕的是无趣,所以用有趣来对抗死亡,或许是正解。

我试着回想生命里的几次生离死别,了解阿雷的身世,寻找写脱口秀稿子的素材。

开篇,我写道:“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,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送别一位共同的好友。阿雷去到了另一个世界,那边托运行李得等上相当长的时间。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为这个旅程做准备,既然都会到达,他又何苦心急出发。”

身边第一次有熟人过世,是在我大一暑假那年。逝者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阿姨,她得了子宫癌。

妈妈在家哭了好几场,我还不够悲伤,体会不到,即将永远失去一个人是怎样的心情。直到参加阿姨的葬礼,在灵堂看到她的巨大黑白照片,以及灵棺里安详的遗体,过往音容笑貌突然闪现,我突然就控制不住地哭了出来。

陆续前去吊唁的人,不少都跟我一样,起初看着很平静,看到遗像那一刻,才崩溃、大哭。我突然意识到,死亡是需要仪式的,要有这样一个场合,你可以痛哭流涕,并让一切情感流露显得自发。

回到家,妈妈盯着手机屏幕坐了好久,我问她在看什么。“你阿姨的电话号码,我这会儿删了。”沉默半晌,她继续说,“这下感觉她是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了。”

工作后,我们部门有位新疆女老师,卷头发,比较矮壮。她曾经和我聊起,她之前处理的一桩少女自杀事件。

一名女学生在公共洗衣房上吊自杀,死状可怖。当时新疆女老师还在当辅导员,她从晾衣杆上将女生尸体抱下来。

“围观的学生不是哭,是尖叫。”她淡然地说。

“你不害怕吗?” 我问。

“我脑子一片空白,尽量什么都不去想。”她回答。

再后来是我外婆去世。她是世上除父母外,我最亲近的人。她的离开,使我变得不能理解一些事情。

比如,整理她房间的时候,从床垫下翻出大量票据、信件,还有她从不离手的佛珠、经文。外婆喜欢唱歌,去世前几个月她喉咙里装了支架,不能再唱歌,可她歌声一直留在我童年记忆里。

房里最重要的人不在了,这些物件为何还可以安然无恙?它们为何如此事不关己?因为它们没有生命。而生命的意义,或许就在于它会消失。

回忆完这三次经历,我继续写道:

“所谓死去,大概就是被所有人删除掉联系方式。阿雷,你放心,我不会删掉你的联系方式。因为我根本就没存。”

“让大脑保持空白,这或许是另一种可行的对待死亡的态度。所以阿雷,我给你写的稿子有好多页都空着,不是对你没有话说。我只是,在表态。”

“人间不厚道啊,你要离开了,它还会要求留下一些你最珍视的东西。我外婆留下了她的歌声,阿雷则留下了他本就不多的头发。”

“自我来到这个世界,它就是有外婆存在的。外婆不在,我忽然理解不好跟世界的关系了。现在,阿雷,你让我跟世界的关系更加恶化。” 

那次在书店见到阿雷时,他已经接受化疗两个月。之后我们在春熙路吃了一次饭,在场的还有他女友跟另一个同学。

阿雷女友,眼距很开、牙床很厚。我第一次见她,感觉她双眼之间能塞进一个台湾海峡,阿雷如此喜欢她,应该是看中了她两眼之间的乡愁。

吃饭时,阿雷说:“我刚开始做化疗的时候,有那么几天,连碗都端不起。”

“有没有可能,因为你家的饭碗,是铁饭碗?”我问。

同学碰一下我,叫我不要乱开玩笑。阿雷却哈哈笑着说:“这条可以写进稿子里。”

看样子女友把阿雷照顾得很好。她像在敬老院做义工似的,给他夹菜,叮嘱他:哪些要多吃,哪些不能吃;哪些朋友可以交,哪些不能交。说完还很内涵地看了看我。

我开始怀疑,阿雷是不是给她说的“我只是得了扁桃体发炎”。不然,现代人真的还有这种至死不离的精神吗?

再见到他们俩是在北京,那时我出差,顺道去看他。阿雷强势的母亲,不赞成他跟女友交往,所以他们没能住一起,女友借住在一个同学家。

这次在北京,我见到了阿雷的爸爸。他是电影制片,听说以前还拍过一些很有名的贺岁片。见他时我带了自己写的剧本,看他能否给些提携、指点。

有意思的是,在查看那些片子资料时,我注意到制片人根本不姓雷。我心想,阿雷这小子吹牛了。转眼再一看那人照片,长得跟阿雷简直一模一样,这种对上号的感觉很奇妙。我才想起,阿雷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离婚,他可能跟了妈妈的姓。

阿雷爸爸的房子很大,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家里有矿”。吃完饭在客厅小坐,我翻看桌子上的一本书,作者是以前很红的钱姓大学者,扉页上面有“赠XX兄”。

“听说你想当编剧?”他问我。

“想试试。”

“这行辛苦。搞电影作息完全是乱的,可能阿雷以后只能找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了。”他说话慢条斯理,有种艺术家似的对一切不在意神情。

许久,他又问:“你们这个年纪,身边有人得癌症,一定觉得很奇怪吧?”话中带着一种惋惜的语气。

“叔叔高估现在年轻人的身体了。”我停了一下,问,“阿雷会好的吧?”

“也是遭了好大的罪。你们以后可得好好注意,他可能就是夜熬多了,身体抵抗力不行。”

“是,是,以后新闻联播结束了我就睡。”

晚些时候,我听到开门声,进来一个年轻女人,颇有姿色。跟他简单打过招呼后,去厨房打开冰箱,拿杯子倒水。像是房子的女主人。我似乎找到了,他过分衰老的原因。

那晚,我在稿子里加上几句:“虽然你童年没有跟父亲生活在一起,但看得出来,他还是随时关心着你。你年纪轻轻就死掉非常不讲道理,不能因为父母没有征求意见把你带来这个世界,你就可以不征求他们意见擅自离开。”

今年春节前,几个大学好友约在宽窄巷子一个酒吧喝酒,阿雷也来了。

阿雷的妈妈对他管制很严,以前每次朋友聚会,他都赶在晚上九点左右回家。这天晚上,快十一点了,阿雷还没有要回去的意思。我猜想他拿到130万险金,第一件事就是让他妈解除门禁。

这时阿雷化疗结束快半年了,恢复得不错,似乎葬礼脱口秀没什么必要了。我们把他保护得很好,没有让他喝酒,有个烟鬼朋友甚至连烟都没有抽。

酒至酣处,烟鬼朋友开始追忆他跟前女友的点滴。前女友是在他考研复习的关键点甩的他,他本来是绝对考不上的,没想到他为了向前女友证明自己,最终化羞愤为动力,竟然考上了。

“分手了还让我搭上三年青春去读研啊。”烟鬼朋友哭诉道。

我受不了朋友因为感情而哭闹,这很容易让我将自己的快乐,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。

哪知道,烟鬼朋友哭诉起来之后,阿雷也开始哭。他是我们中最桀骜不驯的人,上课怼老师,下课怼女同学,讲起什么都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这会,当着几个糙汉子的面,他竟然哭了起来。

他哭得伤心,不是因为自己得病,险些死去,而是雷妈要他跟女友分手。治病期间,女友对他不离不弃,现在身体好转,正是二人共同规划未来的时候,却要受到至亲阻挠。

雷妈一直觉得他女友家庭条件不够好,但当时儿子治病要考虑他情绪,所以并没有强制二人分手。

阿雷提到雷妈的时候,依旧用满不在乎的口吻,无法确定那是他最愤怒还是最无奈的状态。

“她真的是个神经病。”他这样形容雷妈,“有一次在回成都的高速上,我为女友的事跟她吵。我气得不行,说了句,‘我要球你管啊’。你们猜我妈怎么了?”

“揭穿你并非亲生的身世?”我问。

“她踩了急刹!120码的速度,踩急刹!”阿雷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,“我脑袋都快撞玻璃上,如果没有安全带,人肯定都射出去了。万幸的是当时后面没有车,不然不知道追尾成啥样。”

“轮胎摩擦地面,是不是发出很大的skr声?”话刚出口,旁边的朋友就拍拍我,叫我闭嘴。

这时将近夜间十二点,酒吧音乐由喧嚣转向轻柔。驻唱女歌手神色温柔,给人一种爱音乐、爱生活的感觉,我们这桌客人显得格格不入。

阿雷靠着椅背,继续说:“化疗结束开始无比惜命,严格遵循生活规律。但是半年不到,好像又恢复到以前的习性。其实,我又开始抽烟了。”

我们默默收起桌上的烟盒。

“我确定了,人,是不会改变的。”阿雷语气缓慢地说。

朋友安慰他:“会变啊,你身体就变好了啊。”

治疗期间,阿雷承受那么大的痛苦,没表现出绝望,甚至能够坦然面对死亡,让我去他葬礼上讲脱口秀,多么豁达。现在病情好转,却因为现实问题,显得极其脆弱。

这很黑色,但一点也不幽默。没准唯一比死亡可怕的,就是生存。

我终究没有完成那篇葬礼脱口秀的稿子。阿雷没有生命危险了,现在跟雷妈介绍的女孩一起,过得幸福。至少看起来是这样。

挺好,人要是身体健康,总能适应这个世界。

作者罗丹,大学教师,兼职脱口秀演员

编辑 | 崔玉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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